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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批准生效，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简言之，服务行政背景下的行政活动具有不同于产生于高权行政背景下的行政行为的构成要素和表现特征。行政过程作为模型，并非借助构成要件界定内涵空间，而是借助于行政权力这一行政活动的核心要素而展开，只要具备行政权力的运行即可将其理解为行政过程并借助行政法对其加以规制。

当然，比其他权力比例过大更严重的是，实践中，虽然各地实际上一再降低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标准，但权力清单还是难以全面展现行政机关开展社会治理所需的各种权力。如波斯纳即提出：许多司法判决，不仅限于最高法院的，都受法官的政治偏好或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强烈影响，例如法官个人特点以及个人的和职业的经验，这些会塑造他的政治偏好或直接影响他对某案的回应。然而，从阿列克西所描述的法教义学的三层结构来看，描述—经验指向于概念的形成，逻辑—分析致力于概念的体系化作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方可促成规范—事实的连结。其中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以及行政征收等最具典型意义。另一方面，在行政过程这一模型被提出的基础上，行政过程论中的全面、动态研究方法即演变为行政权控制方法。

针对这一问题，行政过程论摒弃以行政行为之外部表现形态为切入点的方法，从行政权力运作这一核心要素入手，切入行政权力运行的具体过程，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诸多要素如主体资格、执法人员情况、权力启动要件、公众参与途径等予以再现并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内，从而实现了对包括新型行政活动在内的所有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全面、动态规制，这对权力清单尤其是权力流程的梳理更具现实意义。[4]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再一方面，只要司法所创制或认可的权利能够普遍化，那么，其事实上发挥着和制定法相若的功能，因此，这样的新型权利之为内在视角，昭然若揭。

下文笔者将在对两者如上区别的论述基础上，进而专门探讨理解新型权利概念的两个不同视角及其学理基础。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公约，即保护移民的最低标准，其中一些标准比现有的立法和实践、国家和国际水平更为严格，而另一些则比现有的立法和实践更为薄弱。这和新生社会事实适成对照。再一方面，立法是一项无论物质成本、社会成本还是人们精神(情感)成本都相当高昂的工作。

这种要求，或体现在人们的日常交往关系中，或体现在主体的诉讼请求中。新型权利就是此种决断(特别是国家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决断)的结果，因此，和新兴权利的自发性、多样性相比较，它所呈现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志的和一元性的。

近、现代以来，人类法律的产生越来越具有立(司)法者和运用者共同参与的特征，因此，法律本身越来越具有契约的特征，甚至法律就是社会契约的具体文本。如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表明：对新型权利概念的观察和理解，不仅需要在法律规范体系内部——教义学视角观察，而且也需要在法律规范体系外部——社会学视角观察。二是(规范)外部视角——社会学基础。其次，被法律吸纳的权利经过了立法程序的过滤和选择。

因此，立基于法律规范本身而阐释法律之理，使其独立地矗立在学科丛林中，毫无疑问理应成为法学研究的主流，只有如此，法学研究的成果才能真正影响其它领域的学术研究。尽管在法学史上，究竟什么是自然法言人人殊，但把自然法和人们的自然或天然权利联系起来，是理解自然法、进而理解自然权利的关键。在立法议程中，一种权利主张是否被吸纳为新型权利，并不是立法者的信口雌黄、率性而为。即使在当今时代的世俗世界，在有些地方和族群中，仍然存在着神判现象。

众所周知，人既是自然的动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也是社会的动物，是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动物。与此同时，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虽然都有极其严格的共同特征，但司法程序毕竟有时效性规定，而立法程序的不少环节在时效性上并没有严格规定，即司法必须在程序内取效(裁判)，而立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在一个程序内必须制定法律)。

3.规范(新型权利)的普遍化与再社会化。固然，新生社会关系及其规定性，是立法吸纳新型权利的主要场域，但即使一种古老的交往关系，只要其中所蕴含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前没被法律所关注，从而没有上升为法定权利，但现在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全体国民的重要性，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那么，这种权利也属于新型权利——因为毕竟在既往的法律中，它没被吸纳、赋予为人们的法定权利。

当然，这样说决不是说作为新型权利的法定权利就是立法者的恣意妄为。一种社会关系中所蕴含的权利，如果只停留在人们的主张阶段，甚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业已遵循着该社会关系所内生的权利义务而交往，但只要这种权利主张、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获得立法的创制或认可，那么，这种权利主张或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临时性的，就没有稳定的保障机制，从而其预期性必然降低。这不仅是对立法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是对人们内心透过法律和裁判稳定预期这一愿望的打击。但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它的可普遍化，并进而实践化，源自已内化为人们精神结构中的法律的普遍有效观念、社会契约观念以及强制保障观念。他们必须在矛盾的事实中选取能够尽量减少或平息矛盾的规则。那么，如何使司法裁判普遍化，并进而使司法创制和认可的权利成为新型权利呢？这就必须谈及相关的制度机制。

反之，排他性理由的原因，来自命令和承诺。事实上，在人类迈入近代社会以前，几乎所有的法律都是压制性和命令性的，即便在近、现代国家，命令性的法律不但没有绝迹，反而大量地存在。

诚然，在近现代以来，因分工和市场所致的经济经营方式的多样、互需和交易化，社会主体的自治、 多元与对话化，政治选择模式的民主、竞争与商谈化，都强烈需求并呼唤体系化、精密化，甚至无瑕疵的规则来统合在表象上和事实上日渐碎片化的世界。法律不仅属于法律的作者，而且属于法律的读者。

在宗教法世界，这种观念则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有所谓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一言九鼎的情形，但人们熟知的立法过程，哪怕君主专制的立法，也每每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众人智慧的结果，而不是一人智慧的结果。

法律要能够被接受，必须把法律运用者带入到法律的游戏活动之中，他们不仅是听众、看客、读者，而且是参与法律修辞活动的主体。综上所述，对新型权利的创制和认可、确定和保障而言，司法显然要比立法更现实有效。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型权利与新兴权利之区别的论述，重新界定新型权利，并进而探究新型权利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以厘定新型权利的基础理念。立法在新型权利保护上的如上不足，并不意味着对新生社会关系或者尚未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实存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因此导致的人们之间的交往纠纷就可以视而不见。

新型权利研究，不仅是近年我国权利领域格外活跃的一个研究方向，而且因权利研究对法学各学科的涵摄、渗透与辐射，故几乎在法学各二级学科中，都有新型权利研究的脉动。因此，这种可接受性也可以被称为不完全契约的可接受性。

我们知道，在判例法国家，由于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裁判本来就是判例，因此必然有立法之效果，从而司法完全有权力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作为立(司)法者在冲突的客观事实面前主观决断和价值抉择的产物，新型权利首先属于主体意志或精神的范畴。

但无论如何，自觉性在实质上所表达的是主体的意志及其选择。司法创制或认可一种权利，其逻辑前提是制定法对相关权利法定化的缺漏。

司法解决的是纠纷事项，具有明显的专业性，这不同于行政。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不但可以依据判例制度创生权利，并且每每经由司法所创生的是新型权利，因为司法能创生的权利，意味着该权利在立法(成文法)上未规定。在此基础上，强调藉由司法创制和认可新型权利，比立法直接创制和认可新型权利更有利于及时规范新生社会关系。这更有利于司法低调地保障新型权利，以免面对尚未成型的新生社会关系而言，立法的高调调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新型权利作为法定权利，要发挥其应有效应，也是如此。一旦法律立了之后推倒重来，其社会成本的高昂支出，无论在心理上、社会交往上、还是人力财力上，都是难以估量的——社会心理的不信任，社会交往的失范，立法调研、起草、审议的人力财力浪费等，谁能估量？但司法却不是如此。

这种多样性的权利事实或权利主张，尽管彰显了一定的主体自由，但对于社会秩序的缔造而言，却并非总是福音。压制性命令，尽管在表面上看去具有单向性，从而很难导致人们对它的接受。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司法创制或认可的新型权利，就逃离了司法守成的要求，从而新型权利位移到外在视角？回答是否定的。换言之，即经由规范或裁判创生的新型权利才具有可接受性。